司马迁作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之时，鉴于汉高祖刘邦早已说过“运筹策帐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”这样的评语，太史公便先入为主，猜测张良一定是“魁梧奇伟”的英雄状，及至在采访中见到了张良的画像，却发现此人“状貌如妇人好女”，好自诧异了一番，并如实记载在他的大作之中，留下了颇堪玩味的一笔。
张良的“妇人好女”相貌，我辈已不复得见。但司马迁生活的年代距汉初不远，所见张良画像应当是可信的。虽然太史公也承认“以貌取人，失之子羽”，但他还是有些迷信，在《史记》中对历史人物的相貌多有记述，如秦始皇帝“蜂准，鸷鸟膺，豺声”，汉高祖“隆准而龙颜，美须髯，左股有七十二黑子”，等等，都在描写中不知不觉地掺进了感情色彩，给读者留下了“以貌取人”的暗示。那么，叱咤风云的英雄张子房，竟然生得一副女人模样，这可怎么说呢？
张良，字子房，其先韩人也，姓姬氏。其祖父姬开地，相韩昭侯、宣惠王、襄哀王；其父姬平，相?王、悼惠王。这是一个五朝元老的贵族家庭。悼惠王二十三年，姬平去世；又二十年后，秦灭韩。当时子房还很年轻，没有来得及做韩国的官，但国破家亡却让他尝到了切肤之痛，于是不惜倾家荡产而谋求刺客，以灭暴秦，报家国之仇。后来，他终于访得一位力士，认为可堪重托，便铸铁为椎，重一百二十斤，趁始皇东巡之际，让那位力士潜伏道旁，待始皇车队驶过，力士借风沙作掩护，奋力抛出铁椎，却误中了副车，没有成功。秦始皇帝狡猾得很，他乘坐的那辆金根车，有八十一辆副车作掩护，使刺客难以辨明目标，力士手中的铁椎虽然厉害，竟未伤始皇一根毫毛，有惊无险。始皇下令全国搜捕了十天，却也没有抓到力士和子房。子房逃亡隐匿于下邳（今江苏邳州市），更名改姓，大约从那时才姓起“张”来。
这是于史有载的张良第一个惊天动地的行动，可与荆轲刺秦相伯仲。但张良不像荆轲那样被他人雇作杀手，而是怀着家国之恨向始皇复仇，可谓事出有因，正如毛泽东的那句名言，“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恨”，如果把张良的故事编成影视剧，应该比荆轲刺秦更合乎情理，也更好看。当然，张良毕竟是个文人，没有足够的武功和膂力，耍不了一百二十斤的大铁椎，所以才假手于那个没有留下姓名的力士。由此，似也可以印证他“妇人好女”的相貌。
此番刺秦未果，张良闲游于下邳沂水桥头，遇见了他后来终生不忘的恩师黄石公。老人故意把鞋子扔在桥下，谓张良：“孺子，下取履！”张良竟然忍受了这种倚老卖老的傲慢，下桥为老人取了鞋子，且为老人“长跪履之”。经过几番考验，老人赐张良《太公兵法》，使之成大器。苏轼《留侯论》曰：“古之所谓豪杰之士，必有过人之节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，匹夫见辱，拔剑而起，挺身而斗，此不足为勇也。天下有大勇者，卒（猝）而临之而不惊，无故加之而不怒，此其所挟者甚大，而其志甚远也。”极赞张良之勇。苏轼认为黄石公并非鬼神，而是秦末“隐君子”，“以为子房才有余，而忧其度量之不足，故深折其少年刚锐之气，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谋。”此说极有见地。苏轼并且极而言之，认为楚汉相争，刘胜而项败，关键在于“能忍与不能忍之间”，而刘邦的“忍”，则得之于张良的指导。
在刘邦漫长的政治、军事生涯中，张良确是一位卓越的参谋，多次在关键时刻出了关键的主意。刘邦攻下咸阳之后，入秦宫，“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，意欲留居之”，樊哙谏之，不听，而张良以民谚“良药苦口利于病，忠言逆耳利于行”导之，使刘邦还军霸上。鸿门宴前夕，张良以公关手段联络了项伯作内应，又在宴会当中紧迫之际代献白璧玉斗，掩护刘邦脱逃。项羽围荥阳，刘邦听信郦食其之计，“复立六国后世，……楚必敛衽而朝。”张良八数其弊，及时阻止，不然将坏了大事。凡此种种，皆非大智大勇者不可为。假设没有张良，刘邦也许早就全军覆没。
如果说，张良早年博浪刺秦以至后来参加农民起义都是为了报亡国之仇，那么在秦亡之后，这个仇已经报了，他却仍然不肯罢休，继续辅佐刘邦与项羽对垒，“为韩报仇”的原始动机就难以说得通了。尤其在劝阻刘邦立六国之后时，张良竟然说：“今复六国，立韩、魏、赵、齐、楚之后，天下游士各归其主，从其亲戚，反（返）其故旧坟墓，陛下与谁取天下乎？”他所反对者，其故国韩首当其冲，这说明张良的思想早已突破“复仇”的局限，而以统一天下为己任了。
刘邦灭楚，大业成就，张良功高盖世，但他却从未为刘邦领兵打仗，“常为策划臣，时时随汉王。”据说是因为“张良多病”。刘邦对他是极其器重的。汉六年正月，本欲封张良为齐侯，食邑三万户。而张良固辞：“臣愿封留足矣，不当三万户。”于是为留侯。刘邦左右大臣皆山东人，主张都雒阳，只有张良支持刘敬之说，极言关中之利，力主都关中。随刘邦入关之后，天下大定，张良便称病杜门不出，学导引辟谷之法，练起气功来了。晚年更“愿弃人间事，欲从赤松子游耳。”他的这些行为，都是常人所不可思议的。张良“状貌如妇人好女”，体格当然不似樊哙、周勃那样强健，因此在战争年代不可能扮演冲锋陷阵的角色，这很容易理解。但功成名就之后主动称病退居二线，恐怕就不只是出于健康原因了，“飞鸟尽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”才是他真实思想的表露。一个极富进取精神的战略家，晚年却唯恐功高震主，变得消极谨慎，虽然避免了个人的悲剧，却本身就是历史的悲剧。
张良的一生，可谓大起大落、大开大阖，先是知难而上，奋发进取，将自己的潜能发挥到极致，最大限度地体现人生价值；而后知其不可为而不为，激流勇退，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，都是非凡智慧的表现。他没有君临天下的野心，所以才有进退自如的明智。他早已参透了功名利禄，却又不肯清静无为地虚度此生，着着实实轰轰烈烈地大干了一番事业，这只能解释为历史的责任感、使命感使然。时代造就了张子房，在秦末汉初风起云涌的天空，他像一颗流星，发射出耀眼的光芒，然后自己燃烧了自己，在灿烂河汉中消失了。
张子房，一位“状貌如妇人好女”的奇男子，一位兼具阳刚阴柔之美的伟丈夫。
